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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1988年，我国通过行政手段把许多项目砍掉，以此来治理整顿1949年以来的首次高通货膨胀，而不是用我所学到的西方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这一市场方法。这让我感到不解，可认真分析后，这一做法却包含着必然性。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有许多事关国防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它们需要银行的低息贷款补贴才能存活。提高利率后，这些企业就会负担加重甚至出现亏损，如果不让它们倒闭则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政府会出现巨额赤字，结果只能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而这又会导致高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是我们国家的最优选择。

这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有前提条件，其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这个理论提出时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制度安排、思想理念等为暗含前提。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套用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就会闹出笑话，甚至事与愿违，唯有结合自己国家实际的创新性理论才能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和转型。当时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非常有效的市场。它建议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一些转型中和发展中国家被这种理论“忽悠”，结果却带来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理论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些理论看似很时髦、很有力量，可实际上，按图索骥的国家却都失败了。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理应由我们自己来了解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现象和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和道理，进而提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换句话说，外来的“和尚”所念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经”，不一定对中国管用。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根植中国大地、面向中国问题的“真经”，还需中国人自己念。

30年前，我与易纲、海闻等6位海归经济学者在北京大学共同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建之初，就立志要做对中国有意义的“真学问”。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以及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拓展，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2015年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国企改革、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

回顾我自己做学问的过程，感觉像是在搭建一座殿堂，围绕着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求索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块一块地组建成一个整体，建构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涉及发展、转型、经济运行等方方面面的新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经得起考验，不是一推就倒，关键在于反映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观、方法论。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机遇，给我们搭建了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广阔舞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问题深入了解，从中国经济奇迹这座富矿中不断深挖，提炼新思路、提出新观点，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面向未来，广大理论工作者需要俯下身子采百花、迈开步子察实情、聚精会神出实招，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回答好新征程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唯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坐标，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方能不负时代，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