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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病情交谈中，妈妈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小时候是能听得见的，我们喊他都是有反应的。好像是1岁多那年吧，因为发烧在我们那儿的小诊所输液。那次过后我们就觉得怪怪的，总感觉他不太爱搭理人，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儿子只有在我们说话声音很大的时候才能听得到。5岁那年，我们带小智去了医院，竟然查出来是听力障碍。”

之后几天，小智妈妈又来了办公室好几次，还是反反复复抓着每一个医生问：“我儿子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啊，有没有机会啊？后面怎么办啊？”每一次小智妈妈转身失落的背影都使我心里一揪。日常巡视路过病房的时候，我总不经意间来到小智所在的病房面前。站在病房门口，隔着几米远欧洲杯下注，我经常能看见小智妈妈给孩子打开饭盒。他们俩几乎不交谈，世界很安静，但二人的眼神里却又说尽了一切。

我也不知道，将来还能否得到他的消息，但他和妈妈的样子一直在我心头萦绕。在成为规培医生以来欧洲杯下注，我数次想用文字记录的这个病例，虽思绪万千，却皆滞涩于笔尖。这种滞涩感似乎也贯穿在住院期间的每一次互动中，似乎有什么挡在我们之间，让我们身处在同一个世界，却又始终隔岸相望。这种感觉，不仅源自小智的听不清的耳朵和小智妈妈不会打字的手，也源自一些更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