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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神病人的照护者具体有哪些需求，国内目前只有点状的研究。北大六院曾在2019年至2020年之间组织一组调查，访问来自我国五地的181名严重精障患者子女，调查结果折射出了一个人的疾病可能影响到的方方面面：可能因为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母亲有精神病的孩子更担忧歧视、自己也有人际交往的问题，父亲有精神病的受访者更多提及经济窘迫。无论是父母哪一边患病，子女最需要的都是“应对疾病复发的方法”。

比如古天乐澳门太阳集团城，有一些患者需要送医的，社工和患者家庭找居委会干部协助，有时会遇到和稀泥：“他听上去思维很清楚（不用送医）。”社工个案管理的目标和社区基层管理的目标可能并不一致：社工期待能够帮助患者及家庭走向精神康复，而社区基层更“求稳”：期待不出事、不犯错。这是因为一旦出现服务对象病情不稳定或接到其他居民投诉、患者上访等情况，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也会承受很大压力。

根据目前的《精神卫生法》，病人发病，只有家属有权强制送医，病人出院，也必须有家属来接。一旦家属选择“放弃”一个精神病人，他可能被“忘记”在医院里，也可能流浪街头，进入社会治理的盲点：一名从事流浪者救助的公益人士对我说，公安民警和民政部门会在街头巡逻中遇到一些人古天乐澳门太阳集团城，交谈几句发现思维紊乱不清，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愿意接受帮助，但看上去他又不能照顾好自己。

李坤梅分析，即便是处于疾病发作期的患者，社工和他们打交道时，也应当尽量地尊重他们，理解他们的情绪和痛苦。社工需要了解“创伤知情照护”的原则，被强制送医对患者来说是一次很痛苦的经历，在这过程中应避免造成患者的创伤。在危机的情形中，如患者与家人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社工也要遵守“生命至上”的原则，尽量避免伤害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