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66利来

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民警在侦查一刑事案件过程中违法使用武器，开枪误击黄某亿（非涉案人员）并致其终身残疾，经鉴定为一级残疾。1998年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1998）百中法委赔字第4号赔偿决定：由平果县公安局赔偿黄某亿截至1998年9月14日的医药费、住院费、误工费等人民币98230.63元（币种下同），残疾赔偿金201722.4元，二项合计299953.03元。该决定生效后平果县公安局已全部履行完毕。

2018年，黄某亿再次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平果县公安局支付残疾赔偿金以及护理费、辅助器具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50余万元。平果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平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决定不予受理。赔偿请求人黄某亿于2018年7月9日向百色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百色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百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复议决定：维持平果县公安局平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不予受理决定。赔偿请求人黄某亿不服，于2018年8月13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桂10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平果县公安局平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决定和百色市公安局百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复议决定；二、平果县公安局继续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某亿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97277元；三、驳回黄某亿的其他国家赔偿申请。平果县公安局、黄某亿均不服，分别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分别作出（2020）桂委赔监2号、（2020）桂委赔监5号通知：驳回平果县公安局、黄某亿的申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本案中，鉴于黄某亿在1998年已获得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二十倍的最高上限残疾赔偿金201722.4元，其就同一损害事实再次申请残疾赔偿金，于法无据。

该案案发虽已超过20年，但违法使用武器行为给黄某亿造成的损害后果仍在持续，根据黄某亿的残疾等级、年龄和健康状况，损失还会延续和扩大，属于新发生的损害。黄某亿对同一违法事实新发生的损害要求赔偿w66利来，即赔偿新增加的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不属于重复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十四条第二款“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及第十五条第一款“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黄某亿残疾等级为一级w66利来，且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w66利来，确定赔偿其护理费为475110元（47511元×10年=475110元）；黄某亿申请继续支付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共计22167元，该项费用确实存在，属必需且合理的费用，依法予以支持。

2011年7月1日，重庆某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房屋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城公司）为出租方，将重庆市九龙坡区某商业用房负一层（平街层）商场出租给重庆某利茂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利汽车租赁公司）、将一层（平街二层）商场出租给广东某家健康产业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家健康公司）。两家承租方公司的租金支付至2012年7月15日。

因某利汽车租赁公司和某家健康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于2012年5月15日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对相关承租商场内的涉案物品及车辆就地扣押。后因某利汽车租赁公司和某家健康公司承租场地需要腾退，故自2013年5月22日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将扣押的涉案物品及车辆转移至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公司所有的车位内，直至2017年9月30日。

后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公司就其租金损失、物业管理费、车位租金、水电费损失向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其间，经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公司协商同意，主张该损失的权利单独为重庆某广公司享有。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作出九公刑赔字〔2017〕2号刑事赔偿决定：对重庆某广公司不予赔偿。重庆某广公司不服，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17〕3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w66利来，维持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公刑赔字〔2017〕2号刑事赔偿决定。随后，重庆某广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渝05委赔12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公刑赔字〔2017〕2号刑事赔偿决定和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7〕3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二、由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在本决定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重庆某广公司人民币1083300元。

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三条规定：“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财产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经审查属实的......”本案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决定对某利汽车租赁公司、某家健康公司立案侦查后，对上述公司相关承租商场内的涉案物品及车辆采取就地扣押措施，并在商场租赁到期后依然置于重庆某广公司的商场及车位内保管。虽然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未对重庆某广公司的上述不动产进行查封，但客观上占用了该不动产，且在查明重庆某广公司与本案所涉刑事案件无关的情况下，亦未及时将该不动产移交给重庆某广公司。上述行为给重庆某广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侵犯了重庆某广公司的财产权，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2014年6月23日零时许，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某忠报警，称邓某华将其位于该区南坪镇农业银行附近的烧烤摊掀翻，请求出警。邓某华发现杨某忠报警后，持刀追砍杨某忠。杨某忠在逃跑过程中摔倒，邓某华乘机砍刺倒地的杨某忠，但被杨某忠躲过。民警李某和辅警张某到达事发现场时，看到邓某华持刀追砍杨某忠，遂喝令其把刀放下。邓某华放弃继续追砍杨某忠，但未把刀放下。民警李某再次责令邓某华把刀放下，邓某华仍不听从命令，并在辅警张某试图夺刀未果、民警李某鸣枪示警后w66利来，仍旧没有停止伤害行为，反而提刀逼向民警李某、辅警张某。民警李某多次喝令邓某华把刀放下无效后，开枪将邓某华腿部击伤。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5）渝三中法委赔字第7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5〕2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邓某华不服，提出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渝委赔监33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邓某华的申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十）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本案中，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民警李某在接到出警任务后和辅警张某到现场后，看见邓某华正持刀追砍他人，此时民警李某负有制止邓某华不法行为的法定职责。邓某华无故寻衅滋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当民警李某、辅警张某到达现场后，邓某华拒不听从命令，听到鸣枪警告后仍持刀逼向民警李某、辅警张某，后被民警李某开枪打伤。从案发时情况看w66利来，邓某华的行为已经危及到执行职务民警的生命安全w66利来，故民警李某可以使用武器。《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在使用武器时，民警李某避开了邓某华的要害部位，且在邓某华中枪蹲下能够实现控制目的后，民警李某停止继续开枪。可见，民警李某使用武器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比例原则，没有违反前述《条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由于民警李某的开枪行为并未违法，故邓某华的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前述规定，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

原判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经再审判决认定不能成立，导致赔偿请求人实际服刑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的规定，对超期监禁予以赔偿。

胡某波因涉嫌诈骗罪、抢劫罪于2012年10月5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秀刑初字第160号刑事判决，认定胡某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币种下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宣判后，胡某波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6日作出（2013）莆刑终字第4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办法，骗取被害人林某某75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一、二审认定胡某波构成诈骗罪正确，但认定胡某波参与诈骗朱某某23000元，以及参与抢劫陈某93000元的相关事实，缺乏事实依据。故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7）闽03刑再1号刑事判决：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刑终字第407号刑事裁定和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3）秀刑初字第160号刑事判决；二、胡某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自2012年10月5日起至2013年4月4日止），并处罚金1000元。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查明，胡某波基于原判实际被监禁的期限为2202天，其因部分罪名不成立以及被错误认定犯罪事实而致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刑事判决确定的六个月刑期的时间为2020天，并于2020年10月26日作出（2020）闽委赔4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的第一项；二、维持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的第二项、第三项；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支付胡某波人身自由赔偿金7004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两项共计750435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以下简称《刑事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

本案中，原判认定胡某波犯诈骗罪、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改判胡某波仅犯诈骗罪。对于原判抢劫罪被撤销所涉赔偿问题，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刑事赔偿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同时w66利来，胡某波虽经再审改判仍构成诈骗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但再审刑事判决已确认原判认定胡某波参与诈骗朱某某23000元相关事实不能成立，依法予以撤销；而认定有罪的诈骗部分仅涉及金额7500元。此时，因原判认定的大部分诈骗事实被撤销，导致诈骗罪量刑亦发生变化。因此，在计算超期监禁时间时，可以参照《刑事赔偿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计算因诈骗罪部分事实被撤销从而导致胡某波被超期监禁的时间。故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以胡某波抢劫罪不成立，认定胡某波被超期监禁时间为1564天，存在错误，依法予以纠正。综上，胡某波因错误定罪及错误认定犯罪事实导致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刑事判决确定刑期的时间应当为2020天。

《刑事赔偿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上年度，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按照新作出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2019年6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2020年10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20）闽委赔4号国家赔偿决定时，该赔偿金标准已调整为每日346.75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因原赔偿决定认定监禁期限有误，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应当适用新作出决定时的赔偿金标准。据此，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支付胡某波人身自由赔偿金700435元。

2014年12月11日，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开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确认江苏某力公司所持案涉股票中的197.6万余股属杨某城所有等。杨某城以生效判决已确认其权属，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述执行行为错误为由，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6）苏03法赔1号决定：驳回杨某城的国家赔偿申请。杨某城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首先，人民法院根据股权登记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股票等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不属于错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根据上述规定，案涉股票登记在被执行人江苏某力公司名下，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股权登记的权利外观采取保全、执行等措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江苏某力公司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所查封的股票采取执行措施，执行行为于法有据。

其次，杨某城与江苏某力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合同w66利来，该股权代持合同仅对签约双方当事人具有合同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方具有公示公信力，即该合同效力不及于外部第三人。杨某城的股权确认之诉确认江苏某力公司所持案涉股票中的197.6万余股属其所有，后未能得到执行，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江苏某力公司主张权利，寻求救济；但其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侵犯其所有权为由主张法院错误执行，没有法律依据。

再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股票进行保全均在杨某城确权案件保全之前，且对案涉股票进行变卖均发生在2014年9月前，而杨某城取得（2013）开商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是在2014年12月w66利来，即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处置执行行为结束之后。杨某城不能以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和变卖处置之后取得的（2013）开商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对抗法院的执行措施，也不能以此作为主张国家赔偿权利的依据。

看守所、监狱等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在被羁押人、服刑人员发生伤害事件时未及时进行监管处置，与被羁押人、服刑人员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具有一定关联，属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所起的作用、过错程度等因素，依法合理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

2003年3月2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某监区在牡丹江市某毛纺厂修布车间出外役，担任犯人小组长的服刑人员赵某泉因他人举报，将被举报的服刑人员苗某成叫到修布机旁边的过道上，辱骂训斥后用拳击打苗某成头部数分钟，直到将其打倒在地。苗某成倒地时因脑枕部摔在地上导致昏迷。在此期间，车间内负责监管服刑人员劳动生产安全的分监区长焦某明未尽巡视和瞭望等监管职责，直到苗某成被打倒地昏迷后才发现该情况，后组织人员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苗某成经抢救无效于同月28日死亡。此案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刑事判决，以赵某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亦作出刑事判决，认定焦某明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苗某成之父苗某顺据上述事实向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申请国家赔偿。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作出黑牡狱法规办〔2009〕2号答复函，对苗某顺不予赔偿。苗某顺申请复议，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作出黑狱复决〔2009〕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黑牡狱法规办〔2009〕2号答复函的决定。苗某顺、陈某萍（苗某成之妻）、苗某阳（苗某成之子）、苗某峰（苗某成之兄）等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黑委赔12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狱复决〔2009〕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和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黑牡狱法规办〔2009〕2号答复函；二、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支付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民币405414元；三、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向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支付苗某阳生活费15000元及苗某顺、陈某平、苗某阳医疗费2331元等，并驳回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及驳回苗某峰的国家赔偿请求。苗某顺、苗某峰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监145号决定：驳回苗某顺、苗某峰的申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监狱对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依法负有监管和保护职责，监狱及其工作人员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致使服刑人员受到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亦属于上述规定所规范情形。本案中，赵某泉殴打行为是造成苗某成死亡的直接原因，但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及其工作人员焦某明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与服刑人员苗某成的死亡之间亦存在一定关联，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与故意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不同，监管人员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被监管人员人身伤害、死亡的，属于过失行为，其主观心态并非追求或者放任损害结果发生；且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行为一般与其他因素结合，共同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综合考虑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监管失责程度、对死亡结果所起作用等具体情况，依法确定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即支付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民币4054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同时支付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人的生活费和为救治死者支付的医疗费。

审查认定监狱、看守所等监管机关是否构成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时，应当根据监管机关对被羁押人、服刑人员的监管、处置、救治等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合理、及时，是否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注意义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监管合法、处置合理、救治及时的，应当认定监管机关依法履行了监管职责。

2013年6月22日上午7时30分许，湖北省汉江监狱同监服刑人员陈某元与刘某在监狱卫生间发生争执。刘某先动手推打陈某元头部，陈某元拿起卫生间的一个拖把还击时，被刘某抓住拖把并用拖把拍打陈某元头部两下。其他服刑人员为劝阻夺下该木质拖把后，陈某元又拿起卫生间的另一个拖把柄捅了刘某腹部一下，刘某抓住拖把后用拳头猛击陈某元面部一拳、头部两拳，致陈某元右眼、鼻子流血。两人争执、厮打很短时间就被劝开，陈某元随后捂眼走向卫生间门外w66利来，与闻讯赶来的值班警员吴某辉相遇。吴某辉了解情况后，即报告副监区长蔡某明，蔡某明随即安排将陈某元送到监狱医院检查治疗。湖北省汉江监狱先后将陈某元转送至湖北省汉江监狱医院、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沙洋监狱管理局总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查治疗。经法医鉴定，陈某元右侧眼部损伤致盲，属重伤，伤残程度为八级。湖北省汉江监狱为治疗陈某元眼伤，共支出医疗费用人民币25982.90元。加害人刘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赔偿陈某元经济损失。

陈某元以湖北省汉江监狱怠于履行监职责，放纵服刑人员刘某对其殴打并造成其身体伤害为由，申请国家赔偿。湖北省汉江监狱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陈某元申请复议，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作出鄂监复决字〔2014〕第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对陈某元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陈某元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鄂高法委赔字第4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湖北省监狱管理局鄂监复决字〔2014〕第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陈某元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最高法委赔监43号决定：驳回陈某元的申诉。

本案争议焦点为：监狱工作人员是否怠于履行监管职责。陈某元被刘某殴打致残，系陈某元与刘某在监狱卫生间内发生争执进而厮打所致，并不存在湖北省汉江监狱工作人员唆使、放纵刘某殴打陈某元的情形；同时，因二人争执、厮打事发突然，前后历时较短，监狱干警赶至现场时，二人已被劝开，陈某元正朝卫生间门外走去，说明监狱工作人员系及时赶到现场，不存在明知发生殴打、虐待情形，仍不予理睬、听之任之，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

关于陈某元申诉所称：“监狱应当保证服刑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其相关合法权益，监狱及其干警应负有相应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对于某些意外情形或者突发情形，认定监管机关是否怠于履行职责，应当根据监管机关对被羁押人、服刑人员的监管、处置、救治等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合理、及时，是否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注意义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合法、合理、及时是衡量监狱管理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本案中，陈某元与同监服刑人员违反监规，发生争执、厮打且事发突然，湖北省汉江监狱工作人员及时赶至现场，在了解事态后及时上报情况，并将陈某元送医诊治，嗣后亦多次送陈某元出监就诊，并支付相关就医费用。以上情形能够说明湖北省汉江监狱已经履行了其作为监管机关应尽的职责。陈某元申诉称湖北省汉江监狱怠于履行职责、疏于监管，缺乏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