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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未来应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上青年人对生育话题的讨论，为构建中国式生育友好型社会创造良性舆论环境。同时，在实践中，只有回答好“公共政策如何保障生育女性权利不受侵害”，“社会如何打造生育友好型环境与文化氛围”，“家庭如何减少女性因生育引发的后顾之忧”三个问题，才能使新型生育观在经过“生育计算”后，仍能成为撬动生育意愿的杠杆。

“配偶责任划分”则蕴含着都市女性在生育方面对于丈夫角色缺位的不满，要求双方在生育问题上重新划分责任边界，以实现个体利益的保全。尤其是在女性为生育做出牺牲、缺乏就业市场竞争力与家庭劳作能力时，男性应当从经济、精神以及家庭内部劳作等方面主动提供相应的补偿。“女性权益”讨论关注着生育带来的赋权与失权问题，部分女性呼吁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而不被他人干涉的权利。

整体而言都市女性的生育话题讨论中呈现着“计算生育”的理性特征。一方面，都市女性将生育问题拆分出数个子项目，并以逐个计算得失的方式将生育转化为一场可供衡量的投资，她们不是强硬地选择不生，而是更加主动地选择“灵活地生”“动态地生”和“有条件地生”；另一方面，于都市女性而言，生育问题不再是生命的必然体验与自身无法摆脱的沉重义务，而是在经济能力允许范围内、配偶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克服身体痛苦的恐惧后，由女性主动选择的一项“权利”。

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小红书”上都市女性博文中的情绪倾向，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生育话题讨论中，三成多一点（35.62%）的都市女性持负面情绪，正面和中性情绪合计占比超六成（正面33.17%，中性31.21%）。整体而言，都市女性对生育问题的讨论呈现出喜忧参半的特征，生育恐惧或生育抗拒情绪固然存在，但不应将其视为主流。

具体而言，讨论中，爱的情绪呈现出“夫妻之爱”与“姐妹关爱”并存的特点。其中，既有已婚已育女性在与伴侣有效互动方面开展的分享，比如她们将配偶视为家庭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强调在面临生育问题时积极沟通的重要性；又有女性意识觉醒背景下，女性间关于生育权利的互助与讨论，女性的生育自主性在相互鼓励中得以确立。

哀愁则集中于对“生育价值”和“身体痛苦”的讨论。一些都市女性存在着对生育束缚个人“自由”的抗争性情感以及质疑生子“意义”的悲伤心态。一方面部分女性会较为极端地认为“生育是人生痛苦之开端”，另一方面，她们也迷茫和担心在“优绩主义”影响下教育的单一化和封闭化，以及模式化家庭关系中生育与培养子代的意义为何。

笔者认为，“计算”是一种对自己和生育问题更加负责的态度。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女性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过去“为他人而活”逐渐转向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因此，在笔者看来，“计算”生育观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贝斯特，不宜用“自私”一言以蔽之。原因如下：

二是，当前社会和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大多将重点放在养育成本的补贴上，对生育价值、身体痛苦、配偶责任、女性权益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相关部门所提供的经济补贴，相较于都市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而言相对微薄，恐怕既难以满足“不能生”人群的生育愿望，也难以扭转“不想生”人群的生育意愿。“计算生育”是都市女性对自身生育风险的一种主动规避。

三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可能承担的经济、时间、机会等成本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当前社会虽然肯定女性在生产领域中的平等地位，宣扬维护女性的合法生育权益，但生育所引发的个体劳动价值降低等问题，使都市女性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职场歧视。女性刻板家庭角色的促逼和“独立女性”角色的追求，使大量都市女性进退维谷。“计算生育”观念的出现，是为了帮助女性制定社会与家庭二者间身份比重的衡量标准。